有一个问题困扰了经济学家很多年：我国有14亿人口，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，为什么消费始终拉不起来？ 你可能听过很多解释：老百姓爱存钱、社会保障不完善、房价太高、年轻人躺……这些说法都对，但又都不够。因为它们只回答了“是什么”，没有回答“为什么”。 2025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是40%。什么概念？全球平均水平大约是57%，美国接近68%，即使是同样东亚文化、同样高储蓄传统的韩国也有48%。在全球179个有统计的国家里，我国排在100名开外——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，也低于很多人均收入比我们低的发展中国家。 14亿人的市场，消费占比却在世界倒数梯队。这件事本身就很反常。 钱去哪儿了？为什么经济增长了，消费却没跟上？这篇文章我们从根源上拆解这个问题。 很多人以为，消费不振是因为国人太爱存钱。只要大家把存款拿出来花，经济立刻就能好起来。 这个逻辑只对了一半。储蓄率高确实是一个原因，但更根本的问题是： 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拿到的份额，本来就不多。 打个比方，整个国家一年创造的财富是一个大蛋糕。这个蛋糕被切成了三块：第一块给劳动者，叫“劳动者报酬”；第二块给企业，叫“营业盈余”；第三块给国家，叫“生产税净额”。 而现在的问题是，劳动者拿到的那块，长期偏小。 1990年代初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还在55%左右。到了2008年前后，这个比例降到了40%左右的历史低位。此后虽然有所回升，但到2025年也仅仅恢复到48%左右——而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是60%以上。 差了十几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？按2025年140万亿GDP来算，一个百分点就是1.4万亿。十几个百分点，就是十几万亿的差距。 换句话说，如果劳动者报酬占比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，居民每年能多拿十几万亿的收入。 这不是发几张消费券能比的。 为什么劳动报酬占比这么低？ 核心原因是我们的增长模式。过去几十年，我国走的是“高投资、高出口、低消费”的赶超型路线。1978年到2025年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318倍，而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了394倍。投资跑得比消费快，居民消费率自然被压低了。 这种模式有它的历史合理性。在工业化、城镇化的起飞阶段，需要大量资金搞建设、建工厂、修基建。钱从哪来？从居民储蓄里来，从压低劳动力成本里来。可以说，我国的工业化奇迹，某种程度上是几代人用低工资、高积累换来的。 但问题是，时代已经变了。 当基础设施基本建完、工业化进入中后期、出口增长面临天花板，这套模式就走到头了。再靠投资拉动，边际效益越来越低——你修第一条高铁很赚钱，修第十条可能就回本困难了。 这个时候，经济增长需要从“投资驱动”转向“消费驱动”。但收入分配的结构不是说转就能转的。企业习惯了靠压低人工成本赚钱，地方习惯了靠投资拉动GDP，这些路径依赖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的。 蛋糕的切法不改，消费就永远是无源之水。 “14亿人的大市场”——这句话我们经常听。但严格来说，14亿是人口数，不是消费者数。消费者的定义是：有购买力、有消费意愿的人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我国的有效消费人口，可能远没有14亿那么多。 关键的问题是收入分配。202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.462，虽然比前些年小幅回落，但仍然高于0.4的国际警戒线。 基尼系数可能有点抽象，我们说具体的：社会收入最高的20%群体，掌握了大约45%的总收入；而收入最低的20%群体，只占有不到5%的份额。 这种结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非常致命。因为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规律： 越有钱的人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。 什么意思？一个月薪3000的人，多发1000块工资，他可能全花掉——改善伙食、给孩子买东西、交水电费。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00%。但一个月薪10万的人，多发10万年终奖，他可能只花掉1万，剩下9万拿去买房、买股票、存银行。边际消费倾向只有10%。 所以，一个社会的收入越集中，整体消费能力就越弱。钱都在富人手里，但富人花不完；穷人想花，但没钱。 有一个说法很形象： 一个亿万富翁的日常消费，撑不起一家商场；但一万个普通人每月多花100块，可以养出一条商业街。 再看另一组数据。2025年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为12.9万元，私营单位只有7.2万元——后者不到前者的60%。而私营单位吸纳了多少就业？大约1.5亿人，是非私营单位的近两倍。 再往下走，还有大约2亿灵活就业人员——外卖骑手、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、各种零工。他们的收入更加不稳定，社会保障更薄弱，消费能力也更弱。 把这些都算上，真正有稳定收入、有社会保障、敢消费的中等收入群体，数量可能只有4亿左右。剩下的10亿人，要么收入太低，要么保障不足，要么两者都是。 14亿人口是事实，但4亿中产加10亿中低收入，也是事实。 前者消费升级，后者维持生存，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巨大断层，才是消费拉不动的真正结构原因。 如果说收入分配是消费不